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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国家的亡国,不光因为战争,内部党争往往更为致命

作者:建站无忧网   时间:2020-06-08 07:57

“党”通常是指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小集团,在我国古代,“政党”指的是官员结成的党派。所谓“党争”就是这些利益小团体为了自己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利益,进行激烈交锋的行为。

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里,大都包含以下势力:宦官、外戚、士大夫官僚。所以说,在历朝历代所进行的任何斗争,都绕不过这几大利益团体,或者说,是这三大利益团体围绕皇权进行的争夺战。

其实,每个朝代的背景不同,就造成了每个朝代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不同:

宦官可以与外戚勾结;

士大夫可以与外戚合作;

士大夫内部也可以爆发冲突。

笔者发现,在中国古代,党争最激烈的朝代应属东汉、唐朝、北宋和明代。

在东汉时期,是三大势力互相倾扎;

唐末是著名的牛李党争;

明末是东林党与阉党的决斗,即: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;

宋朝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“新旧党之争”。

其实,新旧党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士大夫内部之间爆发的冲突。正如前文所说,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时代背景,时代背景的不同,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也会相应的做出改变。

今天,笔者就带大家梳理一番新旧党争的特点。

虽然,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,但却是军事实力最弱的一朝,这和宋朝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。宋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之祸的教训,削藩集权,收拢军权,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,重用文臣,压迫武将。在这种种措施实行之下,也算是效果显著了。

因此,北宋一朝没有宦官乱权,没有外戚干政,没有藩镇割据之祸,唯一有的便是士大夫。之后,士大夫们实现了“众正盈朝”的夙愿。一时之间,这些士大夫有些迷茫,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对手,这怎么可以。于是乎,调转枪头,就在内部掀起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“新旧党争”。

第一,士人官僚内部的政见之争:

其实,政见之争是新旧党争区别于其它历朝历代党争的最重要特征。毫不夸张地说,新旧党之争是士大夫官僚们唱的一出大型独角戏。新党的领袖是王安石,他推行的变法行动是新旧党之争的导火索。

王安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,统一全国,收复失地,均济贫乏。但是,他操之过急,不仅没有将新法与具体实际相结合,还识人不明,以至于,侵犯了官僚集团和地方的利益。而且,他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,地位崇高的阶级利益受到了侵害,自然会将这部分损失掉的利益转嫁到农民身上。

因此,新法的失利是必然的,农民活不下去奋然反抗也是必然的。

然而,旧党领袖司马光的理念却与之截然不同。

他始终坚持富国强民,始终和地方官僚势力统一战线。在外交上,他属于“鸽”派,对农民起义以安抚为主,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他更是一直忍让退缩,割土赔款,是一个软到了骨头里的人。此外,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的根源,还是宋神宗的态度。他在章惇等新党成员的怂恿之下,处理了很多反对新政的官员。

之后,官员人人自危,反对的投向司马光一边寻求庇护,赞成的奔赴王安石一边协助变法。但是,新法改革还未见成效,宋神宗却死了。之后,宋哲宗即位,此时的朝政大权被高太后把持,她重新启用了司马光、苏轼等旧党成员,将新法彻底废除。

一个势力的崛起必然伴随着腥风血雨,于是,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。由此可见,新旧党争说到底还是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激烈角逐。

第二,新旧两党处于不断地分化组合之中:

由上文可知,新旧两党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分化。然而,鲜为人知的是,旧党在元祐年间由于地域,政见的不同再次分化为洛、蜀、朔三派。

更要强调的是,这三派在反对王安石新法上是一致的,但具体来说,却又不同。洛党坚持进行改革,但是,要去掉新法之中不合理的部分,因为,洛党在重人与重法方面和新党有不同的看法。程颢曾说:“治天下以正风俗、得贤才为本。”又说:“岂惟得士浸广,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,王化之本也。”

朔党反对新党的侧重点,在于新党改革迈的步伐太大,手段太过激烈。该党的领袖是司马光,他认为对社会的改良要逐步进行。他曾经说过:“治天下譬之居室,敝则修之,非大坏不可更造。”由此可见,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不同,在于一个主张部分废除新法,另一个则是干脆利落的废除一个不留。

然而,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态度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。因为,苏轼父子对于新法的态度摇摆不定,时而肯定,时而激烈反对,没有什么新的看法,始终做着站队的事。综上可知,新旧两党由于政见不同被分化,而旧党由于政见不同被再次分化为洛、蜀、朔三党。

第三,新旧党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:

我们都知道,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衣冠南渡,不仅使北方的文明得以传入南方,还使南方在北方文明的影响下成为了继北方之后中国又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早期,北方政权的官员大多由北方人担任,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南方人逐渐进入官场。到了宋朝时期,南方人的势力在官场上已经初具规模,且呈现逐渐上升之势。仔细研究新旧两党的成员会发现,新党骨干王安石、吕惠卿、蔡京等人均为南方人;旧党核心成员司马光等人均为北方人。

当然,要注意,这只是大致情况,也有极个别的南方人加入旧党,个别的北方人加入新党。因此,从北方人独占朝堂到南方人进入朝堂争夺权力,这其中的冲突难以避免。

都知道,人们的关系都有远近亲疏,所以,王安石上位后提拔了很多相熟的南方人。而北方人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之后,便对南方人多加诽谤。比如:在皇帝询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印象时,司马光说:“人言安石奸邪,则毁之太过;但不晓事,又执拗耳。”

对此,钱穆先生的观点比较客观。他认为:南方人透漏出了一股开放、激进的气味,而北方人表现出了一种传统、稳健。

第四,由前期的理念之争到后期的人事之争:

其实,新旧两党之争的起因是政见不同,但不管如何大家都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,为了国家的进步。之后,随着时间的推移,却逐渐变成了排除异己,争权夺利的行为。

这要从宋神宗驾崩后说起。

公元1085年,宋哲宗即位,太后把持朝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成员。在太后的指示下,改革派的官员在九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大范围的迫害,章惇等核心成员甚至被流放到岭南地区,开了历史的先河。

公元1094年,宋哲宗终于重掌大权,新党迎来新生。

章惇被召回重新推行新法,但他在执政期间,却仅仅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打击报复。他以诋毁先帝,变易法度为名追回了司马光的赠谥(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元祐元年已经病逝),又大肆贬谪旧党官员,将他们流放至岭南地区,甚至,一度提出废了当朝太后,幸被皇帝阻止了。

后来,到了宋徽宗时期,章惇获罪,蔡京得势。蔡京此人奸诈狡猾,与宦官勾结,将司马光等旧党成员定为奸党。细察两党之争的持续时间会发现,新旧党争从宋神宗时期一直到北宋灭亡,可以说,朝堂内部的争斗极大消耗了国家实力,也成了北宋灭亡的催化剂。

笔者认为:新旧党争的根源还是北宋的国策。大宋自建国之日起,便树立了士大夫崇高的地位,官员的俸禄为历朝之首。都知道,良好的环境会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,使得人才辈出。当知识分子都遵守着一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时,对于政治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。但是,当这些知识分子丧失底线,丧失良知之时,给政治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,朝堂混乱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。

参考资料:

【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、《宋史·卷三百三十六·列传第九十五》、《宋史·卷三百二十七·列传第八十六》】